生產貿易行業中小企業需要刑事合規嗎

　　答：需要的。

　　一來中小企業面對的風險(對自身的影響)并不遜于大企業;

　　二來中小企業各方面的抗風險能力明顯弱于大企業;

　　三來一旦中小企業出現違法犯罪形跡，司法、行政機關并不會因為中小企業是中小企業而網開一面。

　　沒有那么多定心丸可供服用

　　最近，最高人民檢察院明確規范辦理涉民營企業案件的11個執法司法標準，表示“將嚴格適用部分易涉罪名，嚴格區分個人犯罪和單位犯罪，通過加強立案監督防止以刑事手段插手經濟糾紛……幫助民營企業防范風險。”

　　這些新標準對提高民營企業家的不捕率或許有一定意義。

　　但在實踐中，我發現民營企業家似乎也并沒有真正吃下定心丸。

　　企業無論規模大小，多多少少都會存在法律風險。

　　而不是每一種犯罪風險，最高法、最高檢都會幫助企業家防范。也不是每種刑事風險，都可能被“網開一面”。畢竟法檢出的是“大綱”，而企業家自己才是“做題”的人。

　　背熟了大綱，不一定會做題。

　　定心丸可能有，但吃的不一定是你，而且數量也沒有那么多，更不是每天都有得吃。

　　偷稅漏稅、行賄之類的比較原始的傳統的犯罪風險就暫且不說了?，F在對于民營企業家而言，最大的問題在于運營模式的風險，有些經營方式帶有天然的刑事風險，但在以往的實踐中對于創收而言非常“好用”。企業家往往想要維持現在的經營規模與創收，不落后于市場競爭甚至更進一步擴大規模，增進營收。

　　但一旦這些灰色地帶滅絕，企業家們似乎也暫時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方式，這就是企業家面對刑事風險和企業創收時的兩難境地。

　　以游戲企業為例，知識產權風險已是最為可控的風險。

　　而游戲發行中，涉黃涉賭、商業秘密泄露、游戲虛擬貨幣問題、區塊鏈發幣問題、游戲內社群言論、用戶線下交易、用戶信息安全問題、游戲公會問題卻比知識產權風險更為難以把控，易出糾紛。

　　為什么中小企業一般不在意刑事風控

　　上文已經說到，中小企業的刑事風險也很多。那么為什么大企業對于刑事風控比較青睞，而中小企業往往不在意刑事風控?

　　其一，大企業在刑事風險中所遭遇到的損失一般大于中小企業，因為可失去的多。(但是如果我們以成人和嬰兒分別對應大企業和中小企業，成人要失血1000ml以上才有生命危險，嬰兒可能100ml就致命了。)

　　其二，大企業財力雄厚，相對于可能遭受到的損失而言，刑事風控的成本支出是性價比非常高的。

　　其三，大企業往往能夠接觸到真正優質的刑事律師，這些律師的專業性能夠讓他們對刑事風控業務更為了解從而產生信賴。

　　其四，大企業有時間和空間調整自己的生產經營模式。對于中小企業而言，很多時候全盤產業處于資金鏈一斷就非常危險的境地，但資金鏈又很容易斷。而中國的大企業總體而言只要不上市玩資本游戲或者牽涉進什么不可說的事件，基本上要一下子被摧毀是比較困難的。而且由于人員較多，企業有比較充分的時間和空間來解決其經營中存在的問題，可以商討出比較優質的替代方案去“覆蓋”之前的模式中不合規的、有隱患的部分。

　　其五，大企業的合規體系建設普遍地優于中小企業。一是財力基礎，二是制度建設，三是文化積淀，而刑事風控及合規作為其中已然存在或者理應存在的一環，更容易被接納。

　　其六，中小企業普遍更注重短期回報。中小企業規模不大，融資能力較之大企業較弱，資金鏈斷裂的可能性大，短期回款壓力更大。業務人員比法務人員/合規人員更受重視。即便刑事風控可以為企業提供更有利于其長期發展的環境。在看似更著急的問題(業務與運營費用)前，合規問題往往被擱置。

　　應結合企業具體實際找出最符合企業的風控與合規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正如針對不同的法律風險律師應給出不同的應對方案，針對(規模、行業等具體情況)不同的企業，律師也應當從風險類型、風險頻率、單次風險大小等因素來制作風險模型，從而找出最符合企業的風控與合規模式。

　　譬如有的電商公司設立時間長，資金充足，是納稅大戶，與工商部門溝通良好，不擔心因為涉嫌傳銷而受到當地的行政處罰，那么公司最大的問題可能來自于外地客戶或者互聯網輿情。

　　這類公司在簽訂合同時應約定對自己有利的管轄地，盡量使用仲裁方式。建立輿情預警機制，給專人設置任務每天監控輿情。

　　譬如有的軟件開發公司設立時間短，為了在短期之內迅速回本什么業務都接，就有可能被牽連進客戶的糾紛中或者另外涉入看似侵權實質犯罪的場合，譬如侵犯著作權罪、侵犯商業秘密罪等。

　　對這類企業而言，保持中立、理性地對待業務及前期對客戶業務的盡調就顯得特別重要，拒絕接收有可能涉嫌違法犯罪的材料，簽訂免責條款，部分業務外包或直接不做;另外多想合理合法的方法進行融資和營銷，以業務的進步促運營的合規。

　　基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一相同的理由，中小企業因為其規模不大，進行刑事合規也應根據其具體情況，盡量降低成本，提高“性價比”。

　　對一些所有企業都有可能發生的犯罪要更加警醒

　　有條件的可以去看看《企業家刑事風險分析報告(2014-2018)》，里面詳細分析了我國各類企業家的刑事風險指數。由于時間關系及水印關系不再截圖。

 

 

　　根據該報告提供的數據，國有企業家和民營企業家均有可能涉嫌犯罪，其中民營企業家犯罪占比為85%左右。也即相較之下，民營企業家更要注重刑事風險防范問題。

　　而根據中國報告大廳提供的《中國中小企業數量分析》，我國中小企業占據了我國企業數的99%。

　　

 

　　實際上，在我國，只有民營企業才有中小企業的概念。加之無論從上圖的數據、從邏輯還是從日常生活經驗中都可得出同一個結論，也就是民營企業能夠做大做強的并不是很多，因此中小企業占據我國民營企業的大部分。那么事實上觸犯犯罪的民營企業家絕大部分系中小企業的民營企業家。

　　這實際上會得出一個容易解釋又難以接受的悖論，也就是犯罪風險最高的人群、刑事風險最為嚴重的人群，恰恰是最缺乏法律意識或者合規意識的人群——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家。

　　犯罪的企業家幾乎是全年齡段分布的。20歲以下到80歲以上都有可能涉嫌犯罪，其中30歲-59歲的企業家占比最大，分別是30-39歲(24.97%)、40-49歲(35.25%)、50-59歲(26.63%)。

　　犯罪的企業家學歷也是全譜系分布的，從小學學歷到博士學歷均有數據。

　　而至于職務分布更是能夠清晰地體現出擔任何種職務的企業人員的刑事風險最為嚴重。通俗點說，負責人，也就是企業家的刑事風險最為嚴重。

　　中小民營企業在政策扶持和資金扶持上都沒有得到與國有大企業相同的待遇，用爹不疼娘不愛來形容并不為過。再缺乏法律意識，容易各種“踩坑”，可以用雪上加霜來形容了。

　　看看各大報紙上的清算公告，不難讓人為這些曾經想辦企業謀事業的人一聲嘆息，而大家也心知，破產清算的因由未必僅僅是運營能力的問題。

　　正如我在《刑民交叉與刑事風控的關系之辨》一文中所言：刑事風控不是純粹的刑事風控，法律風險不是純粹的法律風險。沒有一定不會變成法律糾紛的“其他事件”，也沒有一定不會引發“其他風險”的法律風險。

　　說到底，一個企業能存活多久，存續的狀態如何，是由企業的綜合抗風險能力來決定的。

　　而法律風險是其中一個比較容易忽視但無論是對企業運營還是對企業家本身而言都非常重要的內容，因此法律風險防控是中小企業運營中的短板。

　　木桶上最短或者相對短的板，本身已經讓整個桶再怎么裝水都有上限了，如果再和其他板因為粘得不穩而松開，時不時漏一點水下來，桶里很快會干。

　　員工收受回扣、財務負責人監守自盜，高管侵犯商業秘密，自身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行賄罪、虛開增值稅發票罪等等都是中小民營企業家經常面臨的刑事法律問題。

　　拆遷戶才看運氣，企業家要信努力

　　每次事發，企業家都會懊惱，但懊惱也經常只是懊惱。稍微有點法律意識的會想辦法對員工提起刑事控告或者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但事后預防總是不如無事安然。

　　這個世界上有那么多種方式可以規避風險(譬如激勵與懲罰、法律課程培訓、加強監控、風險隔離、定期抽查、人員清掃等方式)，很多人卻選擇視而不見，用僥幸的態度面對一切，結果經常發現自己并沒有那么幸運。

　　恕我直言，很多人如果本身是幸運的人，應該不會做(經常是)白手起家的民營企業家，而應該憑借各種政策或者天生含著金湯匙過上“十棟然拒”的生活了。民營企業家(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民營企業家)實在不算是一個很好的職業，利潤并不會很穩定，風險卻一點沒少甚至更多。(此處還是建議大家看看企業刑事風險報告。)

　　(需要)做民營企業家，說明本身并不是特別幸運的人，而只是足夠努力又剛好因為努力抓住了一些機遇的人。

　　那么不算特別僥幸的人為何還要心存僥幸呢?拆遷大戶心存僥幸我理解，民營企業家摸爬滾打、經歷了多少艱辛磨難才有一番成就。無論是大是小，又豈可托詞于“運氣”?好不容易有了一番事業，竟然想要依賴運氣保住或者不遭受損失?

　　這又是一個悖論了。

　　之前的人生經歷應該已經很明白地告訴民營企業家們了：努力才有運氣，不努力就沒有。任何事情都是一樣，企業的法律風險問題也是不努力就解決不了的。

　　哪怕是普通人，如今不去費力搜索，也可能因見之甚多而不難得出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家風險指數超標的結論。

　　每一個中小企業的民營企業家，只需看看自己的同行、自己的友人、自己的上下游公司里，現在都有哪些人因為法律問題而焦頭爛額的。

　　別人說的話自然不能偏聽偏信，總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常年法顧項目中融進刑事合規服務是最切合實際的做法

　　上文已經說過了，每個企業的情況不一樣，要根據企業具體情況制定相應的合規方案。就中小企業刑事合規而言，簡單直接地借鑒大公司尤其是國外合規體系已經非常成熟的大公司譬如西門子的合規體系絕對是不明智的。

　　國外有合規計劃換緩刑、合規計劃換不起訴、合規計劃換量刑從輕等可預測的“合規刑事優惠”，但中國目前尚未建立相應的體制。

　　雖然大部分從事刑事合規業務的人員都認為這是中國的刑事合規業務將來發展的一個方向。但無可否認的是，合規水平和一個國家的法治環境、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人文氛圍都有很大的關系，因此至少在五年內，這樣的合規水平國內是達不到的。

　　但問題總得先想辦法解決，畢竟是合規要去抵抗風險，風險從來不會適應合規。

　　所以目前鑒于成本考慮，普遍認可的方式是考慮在常年法律顧問項目中融進刑事合規項目。

　　內容應包括但不限于：

　　1.本公司各類產業運營模式盡職調查人員背景調查

　　2.風險隔離設置及預警機制調查評估

　　3.全產業鏈總體刑事風險評估

　　4.上下游公司背景調查(尤其訴訟風險調查)

　　5.行業刑事政策沿革及最新變動

　　6.行業協會情況調查及同行競爭對手分析

　　7.轄區內公檢法司仲及紀委監察委公開信息編纂

　　8.全國行業內同類型風險狀況

　　9.轄區內重大事件及可能對本企業造成的影響

　　10.網絡輿情控制

　　11.行業刑事大數據(含從業人員風險大數據)

　　12.高頻罪名最新變動

　　如此便可出具最新企業刑事風險書面報告，再加上法律理論和實務分析(含立法和司法)，足以制定應對刑事法律風險的方案。

　　這和以往的法律顧問業務是有聯系又有區別的。聯系是二者都是專人負責提供企業相關的法律服務，區別這類新型法律項目更強調對刑事風險等最重大法律風險的監測、預警和防范。

　　另外，只要實質上存在合規程序，形式上不一定要有專門的合規團隊。

　　也就是，直接找會做合規業務的法律顧問就好，不要又找法律顧問又找合規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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